评论员 李长需
又一批学术不端者现出“原形”。
6月13日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2025年第二批关于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结果，共涉及21起案例、25名科研人员。通报的问题包括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与基金申请书、买卖论文和实验数据、伪造篡改图片等。涉案人员被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3年或5年，并被通报批评。
过去处理类似问题时，往往只处罚了“买方”（涉案科研人员），而对“卖方”（“论文工厂”）则很少处理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，让“论文工厂”不能“逍遥法外”？怎样才能堵死“论文工厂”生存的空间？
论文数据买卖背后，是“论文工厂”的身影
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往发布的学术不端行为通报中，“买卖数据”并不常见，但自2020年起，相关案例开始出现。比如2024年第一批通报中，宁夏某医科大学成江所署名的一篇论文，存在买卖实验研究数据等问题；第二批通报中，也有同样的情况存在。“买卖实验数据”的说法看似笼统，但实际上常与“论文工厂”有关。
2021年和2023年被通报的案例也显示，数据常由第三方公司提供，甚至有科研人员自费购买数据并委托代写代投论文。
可以看出，这些行为不仅是个人违规问题，更与“论文工厂”的系统运作紧密相关。这些第三方公司提供现成数据、统一模版的图像，甚至代写代投“一条龙”服务。
今年通报的案例中，部分论文也可能来自“论文工厂”的批量生产。例如，其中一篇论文图片里，出现了一把有明显划痕的测量尺，这把尺子竟然还出现在其他五个不同研究团队的论文图片里。这些团队分属不同机构，没有共享资源的记录，也未说明实验外包，这种重复图像高度疑似“论文工厂”的“杰作”。
将代写论文入罪，切断论文黑灰产业链
“论文工厂”出售质量存疑的论文和署名权，加剧了科研不端现象。相关人员将这些论文或数据用于申请基金项目，更导致了科研资源分配不公。
论文买卖问题长期存在且规模庞大，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：首先，“唯论文”的评价体系，让职称评定、人才评选等都与论文挂钩，催生了巨大的论文需求，为黑灰产业提供了土壤。这个产业链组织严密，写手、中介、网站、期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造假链条。
其次，在治理上存在“治而无力”的困境。论文代写代发长期被简单看做道德问题，而非违法行为，监管也存在责任真空。论文工厂涉及多个环节（写手、中介、网站、期刊等），监管主体分散（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出版等），难以形成合力打击。
“论文工厂”利用条款漏洞得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，导致对学术造假产业链的打击困难重重。针对上述现象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陈槐建议，应借鉴国际经验，制定一部系统的科研诚信法律，形成完整的责任追究体制。
在该体制中，既要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违法成本，建立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责任相结合的法律体系；也要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打击，明确规定商业性论文代写、买卖为违法行为，依法追究责任，并将相关人员纳入征信系统。
这意味着，无论买方，还是卖方，都将可能因其行为入罪。
司法震慑“论文工厂”，配套还需跟上
当前，国家科研诚信制度主要靠行政管理，缺少专门法律，导致学术不端处罚力度不足。高校和科研机构通常对个人采取撤稿、取消学位等自律处罚，但对规模化运作的“论文工厂”，长期缺乏有效制裁。
面对日益严重的学术乱象，司法系统开始重拳出击。2025年1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》，首次明确代写论文合同无效，并要求从严惩处论文买卖产业链、数据造假等行为，显著提高对涉案人员及“论文工厂”的打击力度。
数据显示，2013年至2024年间，中国法院审理的论文造假案件，从3件增加到41件，赔偿金额显著提高，部分案件赔偿额突破百万元，涉案人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。
法律界专业人士指出，司法态度的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：过去法院默认此类合同有效，如今因违背科研伦理被判定无效。而分析裁判文书发现，法院判决也逐渐呈现三大趋势：赔偿金额提高、刑事追责强化、科研机构连带责任明确。这意味着，造假者不仅要赔钱，更可能因伪造公文、虚假诉讼等罪名入狱。
虽然司法震慑力升级，但根治“论文工厂”仍需配套措施。最高法虽可指导判决，却无直接执法权。亟需市场监管、版权等部门协同打击，并改革科研人才评价体系，才能彻底铲除“论文工厂”的生存土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