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教育既要有爱,又要有科学的方式方法,这样的教育才是温暖而有力量的。
文丨孙冬梅
编辑丨当代教育家编辑部
本文字数2611,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
那块无法言说的痛
工作第一年的一节公开课上,我在讲台上使出浑身解数想要给学生讲清楚“升力”。
为了配合讲解,我在黑板上笨拙地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图形,并称之为“飞机”。
这一次抽象的艺术表达,让我“赚足”了听课老师的“批评”。
是的,我不会画画,但我始终觉得不该怪我自己。
我不会画画,不喜欢美术。
或者说,从小学一年级的那一节美术课开始,我就从未想过要喜欢它。
记得那节课之前,头发略显花白的美术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准备一盒彩色颜料。
回家后,我把老师的要求转达给父母。妈妈递给我一盒略显旧色的颜料,那是她幼师培训时用过的。
我很自豪,为我的妈妈。
所以第二天,我兴高采烈地带着妈妈用过的颜料去上学。
到了美术课上,老师不出意外地要挨个检查所有同学是否带齐了美术用品。
当我开心地给老师展示妈妈的教学工具,满心欢喜地等着老师的表扬,结果却迎来了一顿棒喝:“为什么是旧的?看看别的同学,都买的新的!”
话音刚落,老师就把整盒的颜料全都扔到了地上。待老师平息怒火后,我缓缓蹲到课桌下,将四处散落的颜料一一拾起。
那天,我形成了一个观念:用妈妈的旧东西,是耻辱的。不听老师的话,不和同学们保持步调一致,是错误的。
此后的我,战战兢兢,谨小慎微,总是感觉低人一等。但我心里的这个观念却一直让我感到别扭,直到后来我也当了老师……

好在我没把痛延续
时隔多年,我也走上讲台,走上班主任的岗位。
同事们说,发现没有,孙冬梅好像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批评过学生。
仔细一想,好像确实是这样。
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小事情我会请学生坐下来交流,大问题就会把学生请到单独的房间交流。我从来不忍心苛责学生,哪怕是一句重话。
工作之初,我并未特意设立许多规矩,但是当众批评学生,是做不来的。

亮亮(因其大大的、亮亮的眼睛而得名)第一天入校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那天他没有带小升初的作业,多年的经验让我一眼就看出,他可能是个不交作业的“常客”——此称并无恶意。
所以当他不以为意地跟我说他没带作业的时候,我认真记下了他的名字,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:“不要紧,今天忘记带,明天带来就好了。”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仿佛已准备好接受批评,结果却像“一拳打在了棉花上”。
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三个躬,嘴里不停地说着“谢谢、谢谢……”便回到了座位上。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他发现老师虽然没有批评他,但是依然坚持天天在收取他的作业,只好无奈地交了上来。
我翻看了一下,虽然不全,但是也算得上认真。
亮亮的爆发是在军训中,起因是和另一个男孩在玩闹时推搡,你来我往中力度便大了起来,亮亮挥拳击打了那个男孩后,被“遣送”到我这里。
话未说几句,亮亮突然哭着对我大声吼叫起来:“你不就是一贯这样吗?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我吗?”
听完这句话我一愣,仿佛明白了什么:这个孩子身上一定有故事。
这次的事件虽得到妥善处理,但是裂开的伤口哪有那么容易愈合。
随后的一年里,亮亮仍时有“爆发”,但幸运的是,家长非常支持学校的工作。我们和家庭教育指导师、心理老师一起讨论、研究,也了解了亮亮的过去。
小学时,亮亮确实属于一个调皮多动的孩子,他的很多行为被扣上“怪异”“丢人”的帽子,所以亮亮愈发地我行我素起来。
可想而知,到了初中后,他出现的所有应激反应就不难理解了。初一一年来,亮亮在大家的帮助下,学业在进步,特长在发展。
他非常擅长手工制作,每次上劳动课时,老师总是在称赞他“坐得住”。当他完成第一件手工作品,带回家给妈妈看过后,他说要送给班主任。他的妈妈很开心,我更是感动得无以言表。

儿时的经历,让我始终有个心结。
虽然已为人师、人母,但内心深处,依然有个小女孩,她梳着小辫儿,趴在地上,一点一点拾起最爱的妈妈给予的、被老师丢弃的颜料。
我很想抱抱她,跟她说一句:没事了,一切都过去了。但时至今日,依然很难释怀。
好在我没有延续这种“痛”的教育,我作为老师已经从童年的伤痛中走出来,用笑脸迎接阳光。
亮亮的转变,犹如阴霾散尽的彩虹,我看到了,也很庆幸。
维护尊严
“知耻近乎勇”,耻辱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颇为盛行。如《管子·牧民》:“何谓四维?一曰礼,二曰义,三曰廉,四曰耻。”南宋理学家、哲学家朱熹说:“人有耻,则能有所不为。”
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古代就很重视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,并且将“耻感”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、升华,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,对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几千年过去,耻感文化在教育行业中仍有体现,主要体现在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严格要求,以及对不符合期望行为的严厉批评甚至惩罚。

不可否认,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使班级趋于稳定,促进学生遵规守纪,有时也可以起到激励孩子奋发的效果。
婴儿呱呱坠地,不知何为耻辱。当他/她稍谙世事,就会理解衣不蔽体的尴尬。
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指出,婴儿后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培养自主感,而羞耻感是这一阶段需要应对的重要心理挑战,妥善应对才能形成积极品质。
青少年时期,健康的羞耻心能帮助学生明辨是非,但过度强调耻感则会适得其反。到了青少年时期,具有良好“羞耻感”的学生,他们不一定不犯错,但是很难出现乖张的行为,或者即使犯错后也能有积极的处理态度。
适度的羞耻心会让他们积极与老师和同伴合作,认真对待学业,拒绝不良行为的传染,正确地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关系。
但“因材施教”意味着耻感教育并非适合所有人,更不是适用于所有时刻。如果掌握不好度,也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。
例如,学生会过于在意外界评价导致心理失衡,害怕自己不够优秀而丧失了创新的勇气。更有甚者,还可能会引发自卑、焦虑情绪,严重者甚至会失去社会交往能力。
多年前那个被扔掉旧彩笔的我所遭遇的过度耻感教育,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
现实中,面对个性各异的学生,老师们会觉得难以驾驭,一些教师为树立权威,用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“丢人现眼”等言语刺激学生。
这种教育方式看似立竿见影——痛快地打击了孩子,实则反作用很大——将他们推向了逆反的深渊。
当学生高喊“放下个人素质,享受缺德人生”时,我们更应反思:这是对耻感文化的反抗,还是对尊严教育的呼唤?
耻感教育是一把双刃剑,我们需要但不能滥用。
我特别喜欢我们学校的理念“AI在舜耕”——教育既要有爱,又要有科学的方式方法,这样的教育才是温暖而有力量的。

耻感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激励,是科学教育方法之一,但维护尊严是前提,而维护尊严正是教育的“爱”的体现。
带着保护尊严之爱去用好耻感教育,这就是爱与科学的融合,我很开心我理解了,更开心我一直在实践。

本文作者:孙冬梅,济南舜耕中学物理教师,教学管理部副主任。第四期济南名师建设工程人选,济南市第二批“立德树人双领军”人选,山东省“十三五”教育规划课题主持人,曾获山东省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活动一等奖,山东省优秀作业设计与展示活动一等奖,济南市“走青春路、做育花人”主题教育活动一等奖,市中区优秀班主任,市中区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。
来源:《当代教育家》2025年06月第06期[上半月] (原标题为“ 耻感文化的逆光:我的遭遇及践悟 ”)
编辑:孙彦晗
二审:董慧慧
三审:张雪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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